钟孝林高中毕业那年卫生站去学校招人,他参加了培训,“当时只想着有份工作”,所谓培训其实就是大家在卫生站里跟着前辈乡村医生学习。人民公社大办合作医疗的年代,每个生产队里都要配两三名医生,小钟就填了这个缺。
湿润的江南,常常阴雨连夜,水汽浸入泥巴,混杂着野草汁液迸溅的芬芳,钟孝林全凭自己一双脚,踩过泥泞的小路,走过一个个蜿蜒的田坎,把安全和踏实带到一个个无能为力的家庭中。
1982年田土下放,合作医疗也随之解散,随着包产到户,各卫生站也开始自负盈亏,没有了政府的统一管理和过问,乡村医生的收益难以保证。
那年钟孝林的儿子面临升学,高中的开销压力不小,他在父亲的角色中总觉得亏欠孩子许多,连日连夜的工作使他没有时间过问孩子的学习和生活。
在工作和生活的冲突中,他选择南下深圳打工,为了孩子和家人更好的生活,先去赚些钱。其实那几年里有很多乡村医生“出走”,沙头村当地的政府决定自建医院和卫生院,解决乡村医生“单干”的问题。
千呼万唤,钟孝林回来了。
“当时领导让我自己开工资,不想让我委屈。唉,他们的困难我也都知道。”
他开不了这个口,只说跟大家的薪资一样就行,凡事按规定来。1985年他从深圳回来到现在,在卫生院又干了三十几年,当年的小钟也熬成了老钟。他起草的一系列规范、守则,修修改改,一直沿用至今。
医院的领导邀请钟医生回来重建医院,起草了医院的规范条例,薪资可以自己开价。钟医生凭借多年的从医经验,为医院订制了一整套完整规范的章程,一直沿用至今。而钟医生的薪资,还是和普通的医生一样。
钟医生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原则,“做基层的医生就是要把病看出来,你不可能治好每一个人,但你要给出正确的建议,能接手的就治,接手不了的就要让他们赶紧去大医院里检查。”
农村合作社消失后的几年,他们的保障也消失了几年,到新农合后,补算工龄,补交保险,加上政府补贴,这才有了现在的保障。 “我们乡村医生,在那个年代来说,比起正规编制的医生,贡献真不算小,什么都自己做自己来。但后来给予我们的待遇,是说实话,有很大落差的。”